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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的三年任期確實對一個村干部來講太短了，剛準備布局、實施，然后就馬上結束了。我想這個改動非常重要，這樣剛好跟中國共產黨各級代表大會、各級政府每一屆年限是一致的。咱們現在每五年開一次黨的代表大會，那么村支部書記任期也五年一屆，剛好上下一致。我們現在農村的村干部采取三個“一肩挑”，首先選為村支部書記，然后再通過民主程序，讓他再兼村主任，還兼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理事長，這三個“一肩挑”，任期都從原來的3年到5年，是一個非常大的調整，也順應經濟發展的規律，因為現在農村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是國家開始全面實施鄉村振興，那么鄉村振興核心點是落在村里面，這樣，村干部的能力、素質以及任期就顯得非常重要了。現在的五年任期，剛好有一輪，跟我們國家的五年計劃，各級政府的任期，和黨的代表大會都是五年，我想這樣一個調整應該是特別好。

      能干事很重要，干好事更重要

        近日，中央財政下達了100億元的資金，向實際種糧農民發放一次性補貼。支持夏收和夏種的生產，以緩解農資價格上漲帶來的種糧成本的增加，是保證農民收入的有效的措施。也是落實不讓種糧農民吃虧的具體的體現。為了提升補貼的精準性，繼續采用了“一卡通”的方式來確保補貼資金及時到達真正的種糧生產者的手中。這樣的措施對進一步調動農民種糧的積極性，特別是調動種糧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以及一些農業企業他們種糧的積極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社區支持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簡稱CSA）”是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一種合作形式。這種合作建立在彼此的承諾之上：生產者生產和供應健康安全的農產品，消費者以實際購買行動支持生產者，甚至與生產者共同承擔潛在的風險，共享收益。

        盡管在實踐中，沒有任何兩個CSA模式是完全相同的，但所有CSA都遵循5個共同原則：一是健康生產，即適應季節和自然節奏的，尊重環境、人體健康和文化傳統的農業生產；二是承諾，即以合作關系為基礎，通常由各個消費者和生產者單獨簽訂協議（手寫或口頭），雙方約定在一段較長時間內互相提供所需；三是團結互助，即消費者為生產者支付足夠公平的農產品價格，甚至與生產者共擔健康生產的風險，共享收益；四是本地化，即本地生產、本地消費；五是直銷，即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直接聯系，沒有中間商。

        這些原則使得CSA在疫情期間展現出了主流食物產銷體系所沒有的韌性和靈活性。首先，CSA倡導健康生產，切實地保障了疫情期間安全優質農產品的供給，更好地滿足了消費者的需求。其次，CSA基于團結互助的穩定產銷關系，使消費者不必擔心農產品供應緊缺或價格大幅上漲問題，而生產者也不用去考慮農產品的銷路。再次，CSA的產銷本地化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疫情防控帶來的農產品跨區域流通受阻風險。最后，CSA的直銷方式省去了中間環節，減少流通參與主體的接觸，有利于疫情防控；同時，免除了中間商層層的運銷成本，使生產者能得到更高的、更公平的收益。

我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數量最多 有助于鄉村產業轉型升級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將“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定義為：“農村與其所處環境長期協同進化和動態適應下所形成的獨特的土地利用系統和農業景觀，這種系統與景觀具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而且可以滿足當地社會經濟與文化發展的需要，有利于促進區域可持續發展”。

我國是最早參與并響應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項目的國家之一，我國本身地域遼闊，在全國不同的農業生產作業中形成了獨具地方特色的、多種類型的農業生產系統，我國目前有18處農業生產系統被列入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一方面是對我國保護和傳承傳統農耕文明以及保護生物多樣性的認可，同時也是對我國生態類系統資源在全球的代表性和突出性給予高度的重視。

實際上，我國申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這一項目，更多的從我們傳承農耕文明、保護生物多樣性以及推動我們全國范圍內生態文明建設的角度出發，這也對于我們農業農村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經調查發現，目前大眾對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認知并沒有達到一定高度。從地方政府角度出發，積極參加申報，一方面是對當地的資源保護找到一個更合理有效的支撐，另一方面是為當地的社會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能夠推動農業一二三產業的發展。從當地農民的角度出發，他們要實現“單純的農業生產者”和“文化遺產保護者”雙重身份的轉變，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申報對當地鄉村產業的轉型升級提供了必要的契機，但與此同時，他們所需要承擔的保護的責任也更重了。

目前，雖然我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數量位居首位，但是與位居次位的日本相比，我們對農業遺產的評估和認定的工作有所差距，從遺產的保護角度出發，未來我們要更加科學合理的有經濟量化的對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進行評估，讓公眾從更高的維度來認識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價值。

       《鄉村建設行動實施方案》這份文件，在農民主體性方面有以下幾點很突出：

第一，在投入制度上，強調政府的投資責任。中央財政繼續通過現有渠道支持鄉村建設，中央財政的預算內投資和地方政府的支出都要把重點放到鄉村建設上。同時，放棄了對農村進行投入的回報性要求，強調財政支出的普惠性，強調鄉村建設就是要讓農民過好日子、改善生活。

第二，從本體論方面，強調是為了生活，而不是像以往那樣把物質生產放到第一位。如果說物質財富的生產還要受產業鏈的某些內在規律的約束，難以更充分地體現農民主體性。那么在改善生活方面，就可以有更多的個性化和主體性的表達。更進一步，美好的農村生活本身就是農民按照自己的意愿實現共同富裕的方式。因為生活是在農村美麗的空間當中進行的，這就是在落實兩山思想。在新型城鄉融合的圖景下，農民生活即生計，農民按照自己的文化傳統、地域特色，天人合一地生活，本身就對市民有一種美的感召力，這也是農村文化主體性的表達。

第三，文件強調要和農村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比如在公共服務供給方面，文件充分考慮了農村居住分散的特點，提出采取固定設施流動服務的方式，提高農村居民享受公共服務的可及性、便利性。在金融服務方面，克服一般信貸條件下，農村資金需求和金融機構供給之間難以對接的矛盾，探索銀行、保險、擔保、基金、企業多方主體的合作模式，拓寬鄉村建設的融資渠道。小型項目簡易審批，以工代賑項目可以不進行招標，這就省去了招標等中間環節的一大筆費用，那么這些費用節省下來投資到農村就可以極大地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第四，文件強調建管并重、長效運行，先建機制、后建工程，這就產生了改善鄉村治理的制度變遷需求。在建的時候政府要承擔投資責任，在用的時候首先要確權到村，并且是確權給村集體，而不是分散的村民，這樣才能克服和村民之間的交易成本問題。同時，也要考慮如何使村集體對村民具有約束力，那就在制度上考慮對村集體配置一些經營性資產，使得集體能夠有經營性收入。那么在這些收入對村民進行分配的過程中，可以把積分制等改善治理的手段結合起來，使得它對村民對基礎設施的維護或損壞行為的獎懲能夠結合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