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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簡介：

黃路生：動物遺傳育種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江西農業大學黨委書記。

科學家心聲：

我們生在一個偉大的時代，有幸在這個時代當中能夠參與到國家和民族的復興過程中來，是莫大幸福。

——黃路生

黃路生院士，作為長期扎根家豬遺傳育種的科學家，他一輩子與“豬”結緣，深耕科研四十余載。這位科學家，用嚴謹務實的科研態度、堅韌不拔的探索精神，為國家生豬產業安全筑牢了根基，也讓無數養殖戶走上了致富路。

夜色漸濃，萬物都蒙上了睡意。在江西農業大學豬遺傳改良與種質創新全國重點實驗室樓前，黃路生和他的團隊整裝待發。為了獲取精準的生豬樣本，他們即將奔赴屠宰一線打一場數據搜集的“攻堅戰役”。

“我們這次用的是大線屠宰，所以這樣的話可能在源頭上要把控好，速度不能太快，太快的話后面的人就來不及，來不及就會忙中出錯。”黃路生一邊檢查采樣工具，一邊反復叮囑團隊。在他看來，數據的價值始于源頭的嚴謹，“數據的收集一定是來源于一線，只有把豬殺了以后，才能看到它這個胴體的體長是多少，出肉率是多少。這個過程必須要屠宰場配合，我們才能完成得了。”

黃路生他們堅持的采樣標準，在國內堪稱獨一份，“能夠一次性在一頭豬上面把它要測的表型，能采的樣品都采下來，這對于我們去解析它的遺傳機制都會有比較大的幫助。”團隊成員如是說。

晚上十點半，屠宰線的轟鳴聲打破了夜色的寧靜，取樣測定的工作也隨之展開。深入產業一線，直面生產最前端，這種看似繁瑣的測定方式，正是解碼生命規律最堅實的支撐。“我們已經搞了幾百次了，1999年開始，我們就做這個事情，幾十年了，一開始沒那么多，一開始二三十項，后來慢慢增加，最多的時候我們F2群體是420多項。” 黃路生的話語里藏著數十年如一日的堅守。連續兩晚的攻堅后，團隊帶回2萬多個珍貴樣品，從采樣規范到數據精度，每一個細節都經過嚴苛檢驗，不容有絲毫差錯。

顯微鏡下的精準數據，終要轉化為市場里實實在在的保障供給。把鮮美的豬肉端上千家萬戶的餐桌，是黃路生團隊從未動搖的堅定目標。而這份目標的背后，是中國養豬業曾深陷的困境——地方豬種肉質雖好，卻具有長勢慢、耗糧高、出肉少的先天劣勢，難以滿足龐大的市場需求。改革開放后，我國曾大規模引進國外瘦肉型豬種，雖然實現了基本的豬肉供給平衡，卻陷入了“引種、退化、再引種、再退化”的被動循環。核心種源的缺失，既是制約產業發展的軟肋，更是壓在科學家心頭的隱痛。為了爭取主動權，不再讓種業命脈受制于人，黃路生團隊開啟了一場艱辛而漫長的博弈。

科學家是有祖國的

1965年元月，黃路生出生在江西上猶縣紫陽鄉的一個農民家庭。地處羅霄山脈中段的這方“天然氧吧”，見證了他科學夢想的萌芽。1980年，15歲的黃路生考入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也就是后來的江西農業大學，碩士畢業后又先后赴英國、德國、俄羅斯等國研學訪學八年之久。1995年，不到30歲的他憑借突出成果獲得俄羅斯生物學科學正博士學位，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畜牧獸醫領域首位獲此學位的學者，使館教育處還專門派了人去參加黃路生的答辯。從靠放牛、養豬生存求學的農家娃，到國際矚目的農業科學家，黃路生用知識改寫了自己的命運，更埋下了報效祖國的種子。

“科學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是有祖國的”，學成后，黃路生放棄國外優厚條件，毅然回到母校投身豬遺傳育種研究。簡陋的實驗室、匱乏的實驗設備，非但沒有動搖他的決心，反而讓科研信念愈發堅定。

黃路生深知，“沒有原始材料，育種理論如同水中之月、空中樓閣”。為了搶救正在消失的地方豬種，他帶領團隊與時間賽跑，開展了一場跨越山河的基因“長征”。為找到純種地方豬種，采集精準基因樣本，他們長途跋涉、連續奔波，歷經四年半，足跡遍布全國，行程達47萬公里，最終采集到國內現存68個地方豬種（群）的12700 份DNA樣品，建立起全國最完備的地方豬種資源基因組DNA庫。這場征程既是體力的考驗，更是意志的淬煉。

后來，團隊的視野拓展至全球15個國家，搜集的樣本資源種類規模達到國際同類資源的2倍。當其它國家還在為樣本發愁時，這座龐大的基因寶庫已成為中國種源的底氣，讓“中國種源不行”的論調不攻自破。2024年，利用20年前封存的基因樣本，黃路生團隊通過克隆技術，讓因非洲豬瘟而消失的世界著名微型豬種——白色五指山豬重獲新生，成就了生命的奇跡。如今這座擁有世界頂尖組織材料和樣本庫的實驗室，正是他大半生智慧與心血的結晶。

尋找關鍵基因

基因如同生命的密碼，而鑒定復雜性狀的因果突變，被美國科學院院士杰伊?申杜爾（Jay Shendure）比喻為“大海撈針”。過去20多年，歐美國家啟動15項大型國際科研計劃，投入81億美元，僅成功解析約0.15%的因果基因。“在早期的時候，因為技術的限制，你要對這些復雜性狀，它的遺傳機制進行解析的話，首先你要具備足夠的變異，因為你首先看到它變了以后，你才能知道什么讓它變。”黃路生的思考，為研究指明了方向。

他帶領團隊另辟蹊徑，用獨特的實驗設計挖掘優良基因，先后構建36個不同類型的實驗豬群，從不同豬種雜交產生的大量性狀分離中，尋找有價值的基因突變。這背后是漫長的等待與堅守——科研人員如同堅定的守望者，對每一代實驗群體進行全生命周期的精準追蹤，一等就是十年甚至二十多年。

量變終將引發質變。黃路生團隊從海量數據中捕捉到肋骨數的變異，為研究撕開了突破口。“那個時候因為豬的基因組的整個序列都不知道，黃院士就采用了那種，多肋骨和少肋骨的豬雜交，雜交之后產生F2代，多肋骨和少肋骨就分離，分離之后通過標記之間的連鎖關系，把它鎖定在了七號染色體上面，之后，我們再不斷地精細定位。” 團隊成員回憶道，整個過程歷時十二年，終于找到了能夠增加一對排骨的關鍵基因標記。

當科研目光轉向養殖一線，仔豬腹瀉這一困擾養殖戶的難題進入視野。黃路生研究發現，“有一類叫K88AC的大腸桿菌，它黏附到腸道里面，產生腸毒素就導致仔豬腹瀉了”。 歷經11年探究，團隊不僅找到斷奶前仔豬腹瀉抗病基因，更開發出育種新技術，僅需5元成本、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就能高效篩選出抗病種豬，給養殖戶帶來實實在在的收益。

憑借持續30年的專心致志和獨創的實驗設計，黃路生團隊從豬基因組這片浩瀚海洋中在找到了增加肋骨數、抗仔豬腹瀉、產生雪花肉、減少不健康脂肪酸和增加12厘米體長等12個關鍵基因位點，創制出占國際總量44%的因果突變專利，將因果突變的鑒別成功率從0.15%提升到1.32%，是國際水平的近9倍。

“中芯一號”誕生

二十一世紀伊始，歐洲科學家提出全基因組選擇育種的理論，之后這一理論得到廣泛的實踐和應用。黃路生2002年在英國劍橋病理系就做豬的基因芯片，“那個時候是研究性的，但是等到2009、2010年左右，美國因美納公司就把它商業化了，把芯片用到育種實踐當中去，那時候我們國家基本上都是從美國引進來”，團隊成員回憶說。技術壟斷意味著命運被他人掌控，而中國作為世界第一養豬大國，絕不能沒有自主芯片。2016年，黃路生帶領團隊開啟了國產化攻關。

2017年，在第十九次全國動物遺傳學術討論會上，由黃路生聯合國內十多家科研單位聯合開發的“中芯一號” 家豬基因組育種芯片橫空出世，更準、更快、更便宜，且完全自主可控，一舉打破歐美壟斷。這不是簡單復制，而是實力的超越，更是中國科學家的家國情懷表達。溫氏股份研究院高級畜牧師談誠對此深有感觸：“在豬很小的時候，我們就會采集一下它的組織樣本，送到實驗室來，然后就用整個芯片檢查一下它的基因信息，通過這個基因信息的分析，就能直接判斷出哪一頭豬未來生長得快，產仔多。過去我們一頭豬要養到180天，它成為大豬之后，我們測定完這些表型信息、生產信息，才能判斷這頭豬好不好，它們留不留，現在我們7天就知道了”。

如今，中芯一號豬基因育種芯片不僅占據了國內95%的市場，還成為俄羅斯、越南等國的主要技術來源，并開始進駐全球前三大豬育種公司的歐美企業。2023年，首張中芯一號基因芯片被國家博物館鄭重收藏。

“豬糧穩，天下安”。進入新時代，國家對農業高質量發展提出了系統性的新要求。穩住主糧、主肉基本盤，確保在任何極端環境下，主糧主肉保障供給，是守牢國家安全、守住戰略主動的必然要求。如何端牢中國人的肉盤子？關鍵在于自己手中攥緊中國種子。

“連續5年中央一號文件著重強調，我們深感責任重大。必須竭盡全力培育出中國人自己的高性能種豬，不能讓這么重要的民生產業被別人‘卡脖子’”。

為了應對非洲豬瘟，實現種源自主可控，推動我國生豬產業高質量發展，農業農村部先后啟動國家生豬遺傳改良計劃、優質瘦肉型豬選育聯合攻關計劃，黃路生擔任咨詢委員會主人和首席科學家，負責制定總體技術路線，協調全國科研力量，持續開展中國種豬育種技術與核心種源培育與推廣。

以“中芯一號”為引擎，結合現代生物信息技術開創新的選種育種方法，一場深刻的產業變革開始了。

立足本土資源開發，著眼進口品種改良，雙管齊下的策略讓中國種業逐步掌握主動權。如今，具備高產、高效、優質等特性的“華系種豬”核心群已成規模，22個高產核心群在多項指標上不僅優于進口品種，更比肩甚至超越國際水準。中國生豬產業從80%進口依賴降至不足5%資源性引進，每年新增14億根排骨、節約941萬噸飼料糧，為國家糧食安全筑起堅實護盾。

當校園歸于沉寂，黃路生辦公室那盞常明的燈，便是團隊的精神燈塔。他沉浸在數據洪流中，將單調操作、枯燥數字視作破解生命密碼的伙伴。“看到華系種豬能夠在我們國家表現優異，完全達到甚至部分性能超越美國、加拿大、法國、丹麥的同類產品，實現國家種業攻關的自主可控、自立自強的目標，這是我們從事科技創新最大的快樂。”

沒有比腳更長的路，沒有比人更高的山。流淌著紅色土地血脈的黃路生，將家國情懷刻進基因。他用創新、求實與奉獻，在種業突圍路上留下堅實足跡，更讓每一次突破都成為接力奮斗的新起點。（王雅龍 鄧千一 編輯整理）